这一次，我们实验室组织了“现代人类学国际研讨会”。会议邀请了很多本行当的知名人士参加。（请注意，我用了行当而不是行业这个词，细心的你，应该能体味这中间的微妙区别）
与会人员包括考古界、历史学、语言学、民族学、人类学、遗传学各界人士。会议的组织活动很辛苦，临时又因为老板家里有了突发事故赶回美国，所以担纲的就成了我们这帮子啰啰兵了。诸多感慨，不能一一描述，只想写几个花絮出来，茶余饭后笑谈。
各行各业虽然研究的是同一个对象，但由于着重的侧面不一样、研究的基础不一样、行业间的沟通和相互尊重程度不一样，爆发了很多火花。比如说，考古学界依仗自己所使用的材料是“硬件”，而其他学科使用的材料是“软件”，便成了最难更改自己观念的部分。由于权威的存在，新的观点不大容易得到扶持；由于对新兴生命科学的不理会，新的证据也不能真正挑战既定说法。这原是不奇怪的，亚里斯多德的重的铁球先落地的论定，不是也风行了一千多年吗？那还是一门学科内部的事。
这原不是我想叙述的问题。我想说的是学术背后的某些饶有趣味的事。
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何先生。来自台湾，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人类学组主任。也在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东海大学任教，曾在美国呆过十九年，父籍山东。他在会上说的话很发人深省。他说：现在的科研成果，挑战了原先的“快车理论”，即南岛语系的发祥地是台湾。这在台湾是很不符合政治的，然而我今天到这里来发表讲话，倒变成很符合政治的了。淡淡一句话，众人一笑而过，可是话中对学术的立足的考虑，却让我很赞同。
会后，我跟他私下里有了较多的交谈。他的风采，在大陆科学家身上很少见到。坦率，真诚，幽默。他说一个纯粹的学术环境是很难的。语句艰辛。果然就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士突然插嘴发问：何先生，现在台湾对统一问题怎么看。我赶紧打圆场。我说对不起，这是学术会议，可不可以规避政治。何先生坦然一笑：我是台湾人，台湾人跟台湾人之间也有差别。你对我的观点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找个时间详谈。
还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年轻人。比我长一岁，刚考取台湾的公费出国名额。去美国重新读博士学位。我跟他的交谈就更自由了。我说陈先生，为什么不自费留学呢？现在美国给奖学金很慷慨。他笑着说：我还是希望在大学里面有个教职，然后专心去读书。他就职于私立慈济大学，讲师。然后我跟他说：现在大陆很多年轻教授啊，三十五岁以下；这中间留学归国人员更占优势，很容易就抢摊了。是不是台湾现在年轻人的机会相对紧张？他笑说，可能是我才疏学浅的缘故。
最好玩的是，那位年轻的陈先生做学术报告的时候，也喜欢用“哈”这个尾音。这个问题哈，我们可以这么看哈。我是负责每位报告人的讲演时间的，听到他这样讲话心里就在笑，我想，要不要私下里多给他一分钟，让他多“哈”几口呢。
与会的还有一位复旦83级的老师兄。说他老，是因为他虽然只比我高五届，年龄却是父辈的了。他做的报告是关于“罗布泊的古代居民”，可他给的ppt却完全是现在的罗布泊的风光。苍凉荒漠。他上台起初，眼里泪光闪闪。他说：我搞研究的地方你们可能不大有机会去。二十年来，第一次回复旦……我不顾大会纪律，率先给他掌声，结果全场附和。他的科研之旅非常辛苦，常常是自己背着干尸或者短手断臂回单位。他给我们展示了一具最完整的女性干尸，172cm，有手纹和染过色的指甲，姿态优雅。他说，这是3000年前的楼兰姑娘。他的报告准备了很多，可惜只有二十分钟的报告时间。
还有一位是输送了研究生到我们实验室读博士的老师。他为自己的学生在复旦实验室的表现很感到满意。那日我也酒意醺然，我就跟这位老师说：我们实验室就是这点好处。平时老师是遥控的，什么长进全靠学生自己。也许我们实验室的人不是每一个都能成为科学家，但我们实验室的人每个人都学有所长，内部气氛相当好。这位老师点头称是。他说，能够因材施教是你们实验室的魅力。
答谢宴会结束后，台湾小陈先生的太太说起第二天要去参观张爱玲的故居。我不禁伸出手去跟她相握。小陈先生就说，怎么看你身上的气质都不象读理科的人，如果不喜欢遗传学就早点放弃吧。我一听，这不是场面上的话呀，就笑了，跟他说：遗传学对我而言，是职业，可你法眼清明，知道我兴趣不在此。我会考虑你的建议。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地握手道别。
最后补充一句。在开会的前一天，老板还跟我开玩笑：这两天忙得屁股冒烟。我就拍马屁的干活：谁让老板事业做得大呀，这叫享受。老板就说：嗯，我是想“瘦”，可是我太太让我越来越胖。言犹在耳，当天深夜，老板就接到电话，太太在美国，脑溢血病危，速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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